1951年10月25日，一个平常又很不平常的日子。
屈伯川坐在一个大办公桌后的藤椅上，毕德显坐在他的对面，两个人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
屈伯川：“毕教授，军委工校已经来人了，要调你和你们系过去。这可是周总理批准的呀！怎么样？”
“周总理批准的？全部过去？”毕德显透视般久久凝望着屈伯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他既有些兴奋，又有些惋惜。
“是啊，这是国防建设的大局，你可是这盘棋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帅’呀！”说这话时，屈伯川站起身，来回踱着步。他接着说：“你是知道的，组织上费尽周折把你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大教授集中到大连来创办这所大学，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了个头，我从内心舍不得你们走。可是，哪头轻，哪头重，我们是掂量得出来的，我这是不得不忍痛割爱呀！”
听到这里，毕德显又一次真真切切感到了使命的神圣，肩上的分量。他知道，这是祖国的召唤！他眼眶有些湿润，起身握着屈伯川的手：“中央政府的决定，我无条件服从。请屈经理放心，我将毕生为国防的强大贡献力量！”
1949年3月5日，在解放战争节节推进、蒋家王朝行将就木的隆隆炮声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在民主革命胜利在即，新中国的太阳正冉冉升起的历史大转折前夜，一场比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更加伟大，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更加艰巨的新战役正在运筹帷幄之中：迅速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为建设。
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已经着手筹划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3月31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通令：“拟即举办一所机要通信干部学校，并附设高级研究机构。”根据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提议，决定以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为基础，扩建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机要通信干部学校”隶属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简称“军委工校”。校址设在察哈尔省（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东郊一个叫东山坡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选定了董事长，提出办学方针。任命原军委二局局长，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的曹祥仁同志为军委工校董事长兼政委。5月，筹备组宣告成立并开始工作。
塞外重镇张家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由于这里气候条件恶劣，土地贫瘠，风沙大，乱石多，经济十分落后，使这个具有1600多年历史的古城直到解放大军进城也不到80万人口。
东山坡，原是日军的兵营，抗战胜利后又成了国民党部队的驻防地。战争留给它的是一片残垣断壁，到处杂草丛生，连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在齐人深的草丛中经常有豺狼、野狗出没，十分萧条、凄凉。
面对此情此景，军委工校的第一代创业者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为了建设新中国，建设自己的学校，大家有的是高昂的革命热情。
兵分三路去各大城市招聘教师，一如南征北战时期的招兵选将。
师生日夜参加建校劳动，号子声驱逐着荒凉，歌声中飘扬着希望。校舍、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电影院、浴池……一所新型军校的雏形，就这样在战争的废墟上扎下了根。
与现在的校园相比，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简陋。而与物质条件之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神上的富有。当年的学员回忆说：“那是一个喜悦的年代，同甘共苦的年代。”很多学员毕业多年还时常想起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当时的《军委工校校歌》，唱出了第一代开拓者的豪情：
从军委工校临时党委1949年8月2日的文件中，我们可以读出超前的思想火花，半个世纪后我们应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科技强军方略，那时已开始萌芽：“开办此学校之总方针系为长远的工作需要着想，培养中高级机要通讯技术干部，为新国防建设之一部分。根据对日战争时期工作之经验，无论侦察、通讯、机要如像对付现在以美帝为主的那样具有高度科技的敌人，若无长期之准备和政治文化技术方面均有相当修养之干部则会遇到很大的甚至不能完成任务的困难，采取临时抱佛脚的目光短小的打算则将犯下不可宽恕的带历史性的错误。
这一办学宗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远见卓识。
以下事实足以证明我党我军的核心领导集体对军委工校的厚望：共和国诞生的次月——11月27日，军委工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都为学校题了词。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通信兵部部长王诤等前来祝贺。
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所我军最早组建的工程技术学校。它标志着我军院校从专科性质的初级学校向正规大学过渡；从为革命战争服务向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过渡。
1950年2月，军委工校第一任董事长曹祥仁奉调担任中国驻保加利亚第一任大使。3月29日，军委任命作战部部长李涛兼任军委工校董事长、政治委员。4月初，学校进行机构调整，按专业划分为一、二、三部，各部类似大学的分院，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军委各有关业务部门（军委通信兵部、技术部机要局）的领导。
新中国的诞生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场以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军事技术革命正在悄悄到来。逃窜到孤岛上的国民党政权也在叫嚣“反攻大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这无疑对通信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适应现代化国防需要的通信工程技术人才。这种高层次人才如何生成？ 显然，原有的采取速成方式单一进行技术训练的方法是不行的，就是新组成的军委工校一部也难担当此重任，因为，当时的一部领导层大多是从战争年代办短训班起家的。教员奇缺，尤其缺高水平的教授，从国外归来的知名教授更是一个也没有。“当时一部只有59名教员，还包括6名中央大学的四年级员工。我和韩克树（副主任）都分别兼上电工和数学课。”一部主任孙俊人的回忆道出了当年教员捉襟见肘的状况。
1951年9月，时任东北军区通信处长的江文进京向军委通信兵部王诤部长汇报工作。正值军委工校决策层到处寻找高水平教员的时候，主管部的部长自然将此事记在心里。
王诤问江文：“东北有没有通信工程方面的高水平教授？”
江文说：“大连大学工学院有个毕德显，很有名气，是从美国回来的大教授。”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王诤听说后，立即去请示周恩来总理。没想到身兼军委副主席的周总理站得更高，想得更远，不仅同意调毕德显，还建议将他领导的电讯系全部划归军委工校。这令王诤兴奋不已：“这可都是宝贝呀！”
两天后，周总理亲自出面与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枫商量，正式确定将大连大学电讯系全班人马，包括毕德显等26名教员及在校学员调到军委工程学校一部。
决胜千里之外。正规培训高、中级通信技术人才之役的冲锋号吹响了。
1952年2月29日，时年44岁的毕德显开始了人生历程中的第二次战略大转移：带着全系的211名师生离开风光秀丽的滨海城市大连，来到沙飞石走的塞外重镇张家口，投身到国防通信现代化的行列中。
毕德显和他的助手们进入到新型军校受到热烈欢迎，得到校方尽可能的关怀和照顾。
他们大都被安排在教员住宅区的高级住房内：那里有10幢房子，一共住了20户，毕德显和讲师蒋同泽（蒋住两间小屋）住在第一幢。所谓“高级”，是与其他房子比较而言。其实，这些房子原是日军的尉官营房，连厨房、卫生间也没有，不但与毕德显一家在大连大学住的独门独户的日式小洋楼不能相提并论，就是眼下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见了，也会觉得简陋得近乎寒酸。
但毕德显他们不是冲着这里的物质条件来的。他们感兴趣的是，新型军校处处充满着青春和朝气，校园内不时传来阵阵歌声，官兵关系是那样的融治。井然有序的军校生活，给他们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
第三天上午，艳阳高照。一部主任孙俊人来到毕德显的住处，看望毕德显一家。他俩不是初次见面：孙俊人便是去大连接毕德显来院的军校代表。他1938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投奔延安，一直在王诤的领导下从事通信技术工作。
由于屋内的书籍、杂物尚未完全摆好，一时还真找不到一个可坐下来的地方。孙俊人忙说：“不必了，我是来专门请您去谈谈的。”
于是，两个人来到不远处的一个会议室里。会议室宽敞明亮，装修讲究。一打听，原来是个“笙歌旧院落”：曾是侵华日军阿部中将的司令部，后来又成了傅作义将军的司令部。
入座后，孙俊人兴奋地说：“你们这一来 ，我们的团队实力就相当雄厚了，可以说在全国也属于领先的。这下我们可真是办大学了。”
很快，他们的谈话转入了正题。孙俊人诚恳地望着毕德显：“毕教授，下步有什么想法吗？”
对今天的谈话，毕德显似乎早有准备，或者说有某种预感。
这些天来，毕德显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就是想创办国内第一个雷达工程专业。因为自己在美国最大的无线电公司工作过，亲眼目睹了发达国家在这一最新科技领域的巨大投入。当时他就预见到，这将是继核武器之后又一项加入军事较量的常规兵器，谁掌握了这门技术，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他还记得，当年他和袁家骝到这些要害地方去参观，他总是做有心人，用行家的眼光看门道，凭脑子记，回到宿舍再一点点拼凑起来，整理成笔记。因为美国人有话在先：“不准拍照，不准记录。”
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祖国就是他心中的上帝，人民军队是他心中的“王师”。新中国的国防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军队不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前几年自己也有这个打算，招聘的教授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苦于条件所限，想搞而没有搞起来。现在进了军校，该是时候了……
想到这，毕德显清了清嗓子，扶了一下眼镜，非常慎重地说：“我建议创办一个雷达工程专业，因为将来国防太需要它了。这个专业就从大连过来的3个班级187名员工开始，他们基础都打得很扎实，能学好。”听到这，孙俊人立即走过去，握着毕德显的手说：“太好了，我们支持你！”
2001年4月，接受笔者采访时，孙俊人说：“很多人都以为成立雷达系是军委下达的任务，其实最早是毕德显提出来的。他的建议符合军委‘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军事战略方针，当然一拍即合。这既表现出他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又显示了他超凡的远见。毕德显的功绩，历史不应该忘记！”
历史不应该忘记的，还有与毕德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们。毕德显一生的不朽业绩和成就中，也有他们的功劳：识其人、用其才的伯乐们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环境；志同道合的同僚、同事、助手和员工与他互补互动，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孙俊人不就是其中可敬可佩的一位吗？
这次谈话后不久，1952年5月，军委工程学校一部正式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孙俊人被任命为副经理。因经理暂缺，他成了这所学院初创时期实际上的一把手。
不久，雷达工程系（伟德国际1946源自英国电子工程学院前身）宣告成立，毕德显被任命为雷达教授会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孙俊人亲兼主任之职的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与他共进退的一群来自大连工学院的“通工”的元老个个了得：
周光耀教授，微波电子学家，美国留学硕士，有上海交通大学“神童”之誉。
5位教授几乎清一色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不难看出“通工”起步之高。正是他们，在通信工程学院的大纛下，与毕德显一起冲向雷达、信息、电子工程的制高点。
难怪孙俊人50年后谈起这件事时用了“伟大”一词：“毕德显进入军委工校，这是我军军事史上一个伟大事件，他带来的不仅是正规大学的办学模式，最主要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
第一代创业者中的第二梯队，有黄玉珩、郑还、蔡希尧、张莱等，大都是来自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高材生。
毕德显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艰难起步。
雷达，英文缩写词radar的音译。原意为“无线电探测和定位”。这个神奇的“怪物”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需要催生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飞机对战局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对付敌人轰炸的办法一是靠躲，飞机来了，大家跑到防空洞里去；二是用高射炮或用战斗机上去打，但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做准备。所以要减少空袭损失，必须提前知道敌人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以及从什么地方飞来。
为了提前知道敌机来袭，当时，英国伦敦雇请一些听觉特别灵敏的盲人，让他们到高楼上去听有没有飞机飞来。由于听觉终究有限，所以这种方法作用不是很大。以后有人设计了一种大型的听音器这比起人耳来，可以听得更远些。但这种方法所能侦听到的敌机方位也是很不准确的，更何况它不能测准飞机的距离和高度，所以对于防空作战仍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英国集中了不少人力和物力来专门研制一种能够在远距离发现飞机的仪器。1941 年春，英国人在无线电通信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试验搞出了第一部能探测飞机飞行方位的无线电装置，取名叫雷达。
1941年5月10日17时40分，世界上发生了“几百年来最为耸人听闻的事件”——德国的3号纳粹头目鲁道夫·赫斯投奔英国。飞机从德国西部一个不大的拉格勒费尔德机场一起飞，很快就被英国的雷达发现了。这是人们第一次领略雷达的神奇。
今天，雷达被誉为现代高技术战场的“千里眼”。在无干扰的情况下，依靠雷达制导的导弹及其他武器系统，几乎具有百分之百的命中率。现代战场上，雷达部署的广度和密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外军测算，一架战术飞机在作战地域上空300米以上飞行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地面800-900部雷达的探测追踪。因此，摧毁敌方雷达以首先夺取制电磁权，进而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已成为现代战争的一般程式。
我国雷达的研发、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国产化、系列化了，对部队落实“新三打三防”的作战构想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某固态L波段多普勒雷达，装有敌我识别器，具有同时自动跟踪10个目标的能力，即使在电子反制情况下，仍能有效运作。目标一旦被识别为敌机时，此目标参数即由自动化数据链传输给武器系统进行接战。
可是，50多年前，毕德显带领他的同事们创建雷达专业时，我国的雷达制造业几乎是零，雷达工程教育更是一片空白。
抗战胜利后赴中国台湾接收日本雷达、1950年成了毕德显领导的大连大学工学院电讯系的一员，又追随他来张家口共同开拓雷达工程教育的黄玉珩说：“那时国人很少知道雷达是什么玩意儿。只是学术界极少数人对雷达技术给予重视，其中就有毕德显。”
对雷达的作用独具慧眼，使毕德显成了雷达工程教育的先驱者。早在1947年，中华自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杂志《科学世界》，发行了一期《雷达专号》，就是由徐璋本、毕德显主编的。不少科技界权威，如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孟昭英教授都为该刊撰写了文章，这是国内最早介绍雷达的刊物。能担任主编一职，可见毕德显那时的学术水准。
为了高起点、高水平地创办雷达工程专业，毕德显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毕德显以世界著名工科大学课程设计为参照系，着眼于新学科的跨越性和前瞻性，立足于国防的需要和可能。既注重打基础又注意跟踪学科前沿，既注重使用维修又兼顾设计制造，精心设计专业课程内容和教学计划，设计并制作实验设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导大家顺利地完成了筹建工作。当时，除公共课外，雷达专业要比无线、有线通信工程专业多开4门课程。
发黄的封面，发黄的再生纸。这是由毕德显挂帅编印出来的第一套雷达专业教材，与如今外包装越来越豪华的书籍相比，实在“土”。但刻成蜡纸油印上去的内容却“洋”得惊人：毕德显想方设法，多次请人帮忙购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辐射实验室编写、仍在出版之中的一套雷达巨型丛书，全套28本，到1954年才基本购全。与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购买同步，他组织教员在翻译、消化的过程中形成教案并不断充实之。如此译编而成的首部教材，吸收了这一学科当时的最新科技成果，最接近国际学术前沿。应当说，这些教材是比较深的，但由于他反复抓试讲，注重充分调动教学双方的积极性，使得第一期学员的教学质量就非常满意。
到1954年年底，在毕德显及其同事们的忘我工作下，雷达专业14门课的全部教材基本编写完毕。
毕德显当时的助手、曾任伟德国际1946源自英国计算机系主任的蔡希尧教授说：“教材问题是创办初期最大的问题，因为国内没有一本这方面的教材，而毕老又最看重教材建设。”
是的。开办雷达专业之初，毕德显讲授天线课。他在蒋同泽、叶根涵的协助下，翻译出版了苏联爱金保著的《天线》一书，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天线专著。1956 年之后，他又讲授“电磁场理论”，把这门深奥玄妙、抽象难懂的专业基础课讲活了。这除了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外，还是应该归功于教材的高水平、高质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毕老以自己的教案为基础，用其几十年的学术造诣和教学经验熔铸而成的编著《电磁场理论》，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就被全国20多所工科电子类院校选为教材，视为经典：2000年，国家科委组织20世纪学术大典评选，《电磁场理论》以高票入选。
1952年给第一届学员讲授雷达时，由于团队匮乏，主持雷达系教学工作的毕德显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不细分一些独立的专业课程，而是按一门大课统一讲授，由各方面专家共同承担。其中天线理论由他自己主讲，微波电子管由吴鸿适主讲，微波原理由周光耀主讲，雷达接收机由李祖承主讲，而每个主讲都配备1-2名助手。这招真灵，一届讲下来，助教们也都能独当一面了。从第二届开始，就把雷达分为许多独立的专业课程，并逐步让年轻人“放单飞”。
与此同时，毕德显在雷达系培养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研究氛围。他积极引导大家关注学科前沿，研究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研究探索科学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甚至研究教育心理学、行为学。他认为，这种学术研究的风气对教员素质的提高对学员的熏陶和培养是不可或缺的。
从这一时期起，毕德显渊博的知识和教育家的风范，就让各级领导和师生心悦诚服了，大家都向他请教、模仿，名教授的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毕德显的员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王越说：“毕老没有开不了的课，没有解答不了的问题，这个印象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大家都以能听他一堂课为享受。”所以尽管当时“通工”人才济济，但毕德显始终处在“帅”位上。
1953年7月，第一届雷达工程甲班毕业，保铮、戴树荪、强伯涵、徐越彦、曲礼慧等留校，大大充实了团队阵容。
毕德显亲手培养的这支高素质的教员队伍，一代传一代，对“通工”和伟德国际1946源自英国日后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毕德显在领导教学中，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他总是想方设法多开些实验课，鼓励甚至和教员一起动手设计、制作实验设备。
当时青年助教张莱设计、制作了一个模拟跟踪实验器，效果很好，形象直观，确实像模拟跟踪雷达，看完演示，学员们对跟踪原理很快就掌握了。对此，毕德显大加赞赏，大家动手做实验器材的热情更高了。
在此期间，毕德显完成了一件在我军通信兵历史上曾留下重重一笔的大事，以至于事件的当事人，原总参通信部崔伦部长1983年3月在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十分动情地重提发生在30年前的一段往事——毕德显教授研究坑道内埋地天线理论，用以教育与会人员要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为国效力。
1952年5-6月间，朝鲜战场上，敌人攻占我190.8高地阵地时，我军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围困在坑道内。后面的部队以为坑道内没有我们的人了，不准备夺取该阵地。被困于坑道的这个班带有一部步谈机，步谈机员叫徐福才。正当其他人情绪低落、丧失突围信心时，徐福才急中生智地说：“你们不要急，我再想办法与地面联系。”于是，他将天线埋在坑道内。这一招果然灵验，不出洞就与上面沟通了联络。后面的部队立即反击，夺回阵地，救出了被困人员。以后又与敌人反复争夺该阵地，取得了坑道战的宝贵经验。
当时任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长的崔伦得知此事后，派车将有关人员接到通信处召开座谈会，以总结、推广那位年轻的通信战士创造出来的坑道通信经验。可大家无法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只是把它看作偶然发生的奇迹。
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能发送信号是不是普遍规律？其机理何在？他们打电话向国内技术专家请教，通信兵部领导首先想到毕德显。毕德显听说是志愿军前线遇到的难题，便日以继夜地查资料，搞计算，3天之内向上级递交了报告，用科学、浅显的语言阐述了天线埋地传播信号的机理，给天线埋在地下能够实施通信联络的实践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根据，为朝鲜战场志愿军推广坑道通信经验做出了贡献。
归国后，崔伦经打听才知道这位技术专家就是毕德显教授。
这可说是毕德显第一次直接为国防第一线释疑解难，他的内心充满着喜悦。可他是个从不张扬个人业绩的人，所以当时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3个月以后，毕德显才将他的研究成果为教员们开了一个讲座，因为他考虑再三，觉得通过讲座可以倡导一个良好的学风：理论与实际结合。当时听过讲座的陈显治教授回忆说：“讲座吸引了很多人，使大家觉得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离我们是那样近，毕老为大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195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学员们发现操场边忽然多了一个“怪物”：一个支架，一个牛排天线，一个碗口大的显示屏，摆在那儿不停地转悠。这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都争着来看，晚上还安排学员轮流站岗，把它当“宝贝”，生怕有人搞破坏。原来，那是一部日本制造的早期小型米波雷达，抗战时期的战利品，是在毕德显的多次呼吁下，军委通信兵部才将它调拨来的。此前，除了他和黄玉珩外，谁也未曾见过雷达。毕德显让教员利用这部雷达讲原理，让每个学员动手开机，学员学习雷达的兴趣更浓了。此后，上级又陆续调拨来美式、苏式先进雷达，最多时雷达系有各式雷达和雷达干扰机100多部，这为学员实习提供了保障。
仅两年时间，雷达专业就开出了近20个实验课。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1953年7月13日这一天，毕德显格外高兴。张家口东山坡“通工”校园内，阳光明媚，和风习习，彩旗标语把校园装扮得像节日一样美丽，广播里远远传出阵阵激扬的歌声，第一届雷达工程专业本科班圆满完成学业毕业了。这是新中国军校培养的首批正规大学毕业生，这是毕德显带领的雷达工程系（电子工程学院前身）为党、为军队培养的第一批国防尖端科技人才。
这一届学员，毕德显花费的心血最多，感情也格外深厚。身教、言教两师范。是他，响应党的召唤，带着这批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中来;是他，领着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克服重重困难，白手起家，不计名利，建立起了我国雷达工程专业学科体系，使我国的电子工程教育在高水平上起步；是他，给青年学子知识智慧、信心和勇气，去迎接时代的挑战，去摘取国防通信科技的一顶顶桂冠。
毕业典礼隆重而热烈。军委、总部的首长来了，驻地党政领导来了，我军通信兵的鼻祖——王诤来了。
王诤望着这些血气方刚，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的新一代通信兵，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他特意走向毕德显，握着他的手说：“毕教授，你的这些‘种子’撒出去，通信兵就会大变样了。我代表军委首长、代表全军通信兵感谢您！”
毕德显笑着说：“部长过奖了，这都是党培养的，大家的功劳。”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毕德显的理想才变成了现实，他的事业才与共和国同步发展。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国防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来源：伟德国际1946源自英国电子工程学院网站
责任编辑：徐青 牛婷钰
